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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郁 | 一個時代的形影 ——回望新文化運動百年

發布時間:2020/5/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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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【編書者說】 

  編者按 “五四”臨近,距離二十世紀初發生的新文化運動,已有百年。關于彼時的精神風貌,后人記錄甚多,可考辨、溫習者不可勝數。但是關于那時候的史料,因學科劃分的原因,很少在大的框架下進行整理與還原,還不能在普通讀者中建立立體的印象。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的《新文化運動史料叢編》,分為《馬克思主義傳播卷》、《新教育卷》(上中下3冊)、《婦女與性別卷》(上下2冊)、《域外文學思潮卷》、《新舊之爭卷》、《文學改良卷》,6卷9冊,共400余萬字,力圖還原新文化運動的整體面貌。


  我研究現代文學三十余年,越到后來,越覺得許多話題模糊,一些現象不易講清。這可能是受到學科限制的原因,各類學術研究將一個時代的宏觀“文本”分割得過于細致了。這些年,許多人開始跨界思考問題,打破了各自營壘,有了開闊的視野。局部研究與整體思考的互動,已經成為趨勢,一些學者的重要思考,開啟了新徑。我曾想,倘早早注意到此點,自己會少走些彎路的。

  幾年前受命主編《新文化運動史料叢編》,組織了諸多研究者梳理史料,有了意外收獲,先前沒有的感受也因之多了起來。一是覺得僅僅在舊的學科里不易看清歷史的原貌,不同學科的合作益處多多;二是發現用后設的理念難以理解前人的精神,走進對象世界深處,方能窺見某些真意。描述新文化運動,要有一個生態概念,舊的如何漸新,新的怎樣脫舊,或者說新舊如何融合,都需在對話的語境方能解釋之。

  “五四”那代學者治學時,是很重視材料考釋的。王瑤先生談及魯迅、朱自清、聞一多的知識結構,就注意到其考據功底,他堅持的也是這樣的傳統。這種傳統,也一直被新文化研究者所遵循。唐弢在主持《中國現代文學史》編寫工作時,堅持從材料說話,力戒空言。研究新文化運動,材料的搜集整理是第一步。此種風氣在中國現代文學館、北京魯迅博物館、新文化運動紀念館一直得以倡導,而各大學也不斷有史料專家涌現,成果頗多。細想起來,現在已經到了整合這些研究成果的時候。


  新文化運動的文獻,主要散見于各大報刊,但一些較重要的資料還藏于私人手中,不能全部看到。我們編輯這套叢書,用的多是常見的報刊,一些私人日記、信札不能收入進來,是頗為遺憾的事情。有些有價值的資料,還存于海外,需要鉤沉的東西甚多。我已經注意到,有心的學人已經開始對各種藏本進行認真整理研究,其成果頗為可期。

  這套叢書不過是浩瀚資料的一部分,但說是新文化運動的一個縮影也未嘗不對。新文化運動,開啟了中華文明的新路,至今依然影響著國人的心理。我們的工作,乃是對百年前之思想進行一次回望。過程中,竟發現領域之廣與思想之豐,都非教科書描述那么簡約。知識人的復雜,作品的多樣,顯示出社會生態的多樣性。新文化的新,主要是指域外思潮的引進,人們開始以不同的眼光審視周圍的生活,先前被遮蔽的思想都浮出水面。從文學思潮看,就有古典主義、寫實主義、浪漫主義、自然主義、表現主義、唯美主義等,可謂多姿多彩。新文學的作家多受益于此,張開雙眼瞭望世界的時候,傳統的思維漸漸被新的觀念修正。舊的漸去,新的萌芽,過去沒有的范疇進入主體世界,由此催生出諸多新的文化形態。但這些不是風平浪靜中進行的,我們看新舊之爭,當感到知識人的多樣性。在異質的思維里形成的話語空間,使百家爭鳴成了一種可能。

  一百年間,學界對于這個過程向有不同的理解,具體說來,一個是認為新文化乃“被現代化”的過程,也有人認為是“自改革”的嘗試,是中華文化的一次自新。我們如果認真閱讀原始資料,便會發現,有時候兩種理念是交叉進行的。即以國民性批判為例,最初固然是傳教士的一種話語,但后來被留學生自覺地引用,借著外來的思想洗刷部分傳統的沉疴,在那時是痛苦的選擇。這些知識人最初的動因所包含的愛意,牽扯著文化的神經。后來在日本、俄國留學的青年鐘情于馬克思主義的傳播,背后有著近似的情懷。尋找救國與文化自新之路,可謂悲壯之氣有之,內省意識亦多,新文化人的世界里,其實包含著改良話語與內省話語的復合性表達。


  以《新青年》為代表的新式學人,自覺地翻譯介紹域外學術,成績不俗。在思想方面,注重對名著的傳播,也引進了諸多理論。就后者而言,有的屬于思想史中的經典,有的則是挑戰當時人們的認知極限。如科學思想,非傳統思想可以解釋。那時候對學界有所推動的,還包括民俗學、社會學、兒童研究、婦女研究、文藝研究等,這些成果輻射到各個領域,各種思潮均有所呼應。談教育的可能是文學家,出版人或許也是翻譯家,身份的多樣化也導致了書寫的豐富化。

  “被現代化”,其實在教育領域顯得較為清楚。從最初新學堂的建立,到男女同校制度的出現,西學的一些理念沉潛在彼時的言行中。在新式學校和新式媒介的推動下,科學理念與世界主義思潮被許多人所接受!巴獠缓笥谑澜缰汲薄庇^念的提出,是對現代化追求的一種期盼。這種思想不僅在北京、上海很快地傳播,各地也很快有了反響。青年的聲音漸多,女子走向社會,自由戀愛,率性表達,都成為五四前后中國社會的動人風景。

  而在文藝領域,最初是大量域外文化的譯介,此后便萌生了“自改革”的沖動!缎虑嗄辍纷畛跆岢摹拔膶W改良”觀念,有外來的因素刺激,但本土一些觀念的重新發現,也是不可忽視的內因。胡適從域外文學發展中意識到,進化的觀念是不可阻擋的潮流,這是他改良觀念的依據之一。其實改良主義,自古存在,胡適那代人深諳這樣的傳統。只是在新思潮影響下,覺得不應落入窠臼,在“自改革”的話語中,略顯偏激的地方也是有的。

  最初的時候,新文化人對西方社會的認識不免簡單!缎虑嗄辍吠斯P下的西方文明,被一種簡單的色調所涂染。喜歡理論的新學人往往被所譯介的思想引導,辨析的能力還十分有限。有專家說他們存在一種“意圖倫理”,未嘗沒有道理。但熱衷于文學文本的人,則體味到精神的復雜性,沒有被本質主義所囿。自從尼采、陀思妥耶夫斯基被引介過來,中國作家開始有了反本質主義的文本,現代化的悖論問題也被提出來。李大釗、魯迅、瞿秋白對西洋話語的批判性表達,已經看出人們對現代性的某些冷靜思考。尤其是魯迅先生,在大量引入外來思想時,開始漸漸學會辨別優劣,擇善而用,他的文本里的復雜性,使新文化有了彈性,而《吶喊》《彷徨》顯示的深度,至今讓人嘆之又嘆。


  “自改革”在話語方式上,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人們借助翻譯,發現了雅言與俗語的相互轉換,白話文亦可有文言沒有的美質。邏輯學進入中國,使文人學者的表述變得嚴密起來,人們也借此重新發現了墨子辯學的價值,中國先秦諸子的精神遺產也在新文化理念中被重新定位。魯迅雜文中的雄辯氣質,既有尼采的超然之氣,也有墨子的歸謬意識。而考古觀念的引進,使傳統金石學研究頗多成就,被掩埋的文明被一一發現,文明史也被重新書寫?梢哉f,新文化運動不是民族的虛無主義,而是一次愛國的文藝復興的努力。恰是在新思潮中,民族文化最有魅力的部分被一點點激活。

  重申這些遠去的遺跡,看到的是一代人的心跡,每個人的個性也留在那些文字中。研究歷史,不都是事件、觀念等等大詞的堆砌,看不到鮮活的個人,自然體味不到個中的意味。新文化產生與發展,由無數個性差異很大的知識人推動而成。這是眾人的合唱,但各自的表情不一,發音的方式有別。陳獨秀的獨白,有酣暢之氣,氣吞山河之狀歷歷在目;胡適的辭章則似有清一代樸學家的謹嚴,一清如水的文字帶著新夢;錢玄同似乎學林中莽漢,詞語如刀,向腐儒那里砍去,不免傷及無辜;而周氏兄弟之文,則銜接六朝余緒,東洋之氣與西洋之光隱約詞中,朗朗然有超然之思;即便是年輕一點的郁達夫,看似有盧梭之浪漫,但明代士大夫的優雅也是有的;老舍似乎過于市井氣,可是那胡同之語分明也有意大利但丁《神曲》里的遺音……

  進入新文化運動的場域,我們當感受到理論思考的誘人和突圍的艱辛。其實關于百年前的歷史資料,在這幾卷書中是不能充分體現出來的。蔡元培之于美育,趙元任之于語言學,齊如山之于戲劇史,竺可楨之于氣象學等,都有說不完的故事。這套叢書作為一般性的工具書,或可提示讀者去尋覓更為豐富的東西。比如科學史的演進,美術與音樂的流變,宗教思想的中國化等,也都可以在新文化語境里得以展示。

  我先前看到史料研究者的勞作,有點望而生畏,覺得是枯寂的工作,要忍受寂寞的糾纏。后來才知道這樣的感覺有點問題,資料是學問之母,也有精神的追問之樂。我們在那些發黃的報刊中嗅出狂飆突進年月的氣味,于各類文體中讀出憂患之情,這些都能啟悟世人去思考歷史的難點。與眾多的朋友一起打撈歷史的遺存,未嘗不是與那些遠去的靈魂對話。那些有名與無名的先驅者們,他們在民族危機深重的年代,從苦難的大澤走出,在沒有聲音的國度喊出了聲音。從此江山泛綠,水流湍急,雜花生樹,古老貧瘠的土地有了生機;仡欉@些,深覺時代變遷之大,今人面對這些遺存,追慕之余也應捫心自問:五四已經百年,它的最重要的價值是什么?與那一代人比,我們該選擇什么?這問題看似簡單,回答起來也有挑戰性的。

轉載自《光明日報》2020年5月2日 05版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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